在古代，茶叶运输基本上有四个方式：人背、水运、牛车运输、马驮或牦牛驮运。水运盛行于东中部水网密集地区，牛车则是另一种经济的运输方式。边疆地区由于河道不畅，旱道崎岖，茶叶运输基本上靠背夫和驮马。凡是有商业价值的背夫可以驮运的路线，马匹也是可以走的。因此以运输方式定义茶马古道的话，古代茶叶贸易大省四川、陕西等地大多数古代道路都合格。
       但茶马两词的连用，却并不是源自于运输方式，而是来自于宋朝开始的“以茶易马”政策。由此产生的“茶马互市”、“茶马司”等概念已沿用将近1000年（以北宋熙宁八年即公元1075年宋朝在各地设立买马司记）。从北宋一直到清初，茶马贸易的主力一直是四川和陕西马政，两省年输出大量茶叶，每年交易战马5000~20000匹。茶叶成了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直接影响国力、军力的强弱，也间接成了控制边疆少数民族的利器。马匹的作用如此重大，将它用在运送货物上，似乎就有些大材小用了，加之川人吃苦耐劳，背夫的成本并不比骡马运输高，因此，川陕两省的古道是否是运输方式上的茶马古道，又似乎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了。
       云南，清朝以前，我们找不到茶马贸易的记录。我们的学者们常常引用的“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说法是出现于清代的过于浪漫主义的猜想。它源自檀萃1799年说著《滇海虞衡志志草木第十一普茶》：“顷检李石《续博物志》云：‘茶出银生城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
       我们认真分析檀萃先生的论证时就发现，首先，“茶出银生城诸山”语第一出处并非宋代，而是唐代樊绰的《蛮书》。其次，无论《蛮书》还是《续博物志》均未提到茶叶产量或茶叶贸易，以此推论西蕃在唐代就用普茶有些武断。在传统的志书上，提到物产时往往并不是以产量作为入选标准，云南明朝以前的志书中也提到过很多地方产茶，但这并不表示其产量达到贸易水平。我们知道，茶从唐代开始一直是中央政府进行茶马交易，控制吐蕃的利器，尽管南诏大理并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但如果有茶叶进入吐蕃，将极大削弱中央政府对战马的获得和对吐蕃的控制。又从史料看，如果大理国有茶叶供应吐蕃，那它也不必用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战马去换中央政府的茶叶和布匹，宋朝也就没必要在桂林设立茶马司了。
        如果我们用后期的史料反证唐宋的茶叶生产状况的话，正史中有如下关于茶叶税收的记录。《元史》（1370年）虽然提到过大叶茶，但将云南列入不产茶的行省；明初云南茶课（见《明会典》，1502~1587年编纂）为17两3钱1分4厘，即使按茶税较低的明代中期每茶引3钱记，云南上税的茶也仅57担多，不到6000市斤。云南茶叶生产是在明代中叶才开始飞速发展。其时，鹤庆府收茶课银130两。天启年间，由于普茶产量的增加，景东府“新增茶税银一百二十五两”（刘文征，《滇志》）。此时，四川茶产量在70000担以上，发边引也就是进行茶马贸易的34000引（担）。
       滇茶进藏的正式记载出现在清代。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同意****喇嘛的要求在北胜洲（今永胜）建立茶叶市场。吐蕃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雍正十三年1735年）提准，云南商贩茶，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每年注册销量为3000担，约相当于现今150吨左右。这个数字是雍正年间茶叶进藏的理论数字，也就是最大允许量。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丽江建立茶市，商人领引（茶引相当于后来的税单+准运证）后赴普洱府买茶贩往“鹤庆州之中甸个番夷地方行销”。其时，贩茶入藏，每驮抽税银4钱5分，年解银379两5钱2分，相当于843驮。云南共发茶引3000引，以税收记，则茶叶入藏数为允许出关数的三分之一。
由于没有发现茶引增加的记录，我们判断，清代中期，云南茶叶进藏量最大为3000担，实际销量应该比这稍少。这个数字在1870年降到最低；是年，丽江府年收茶税银仅为79两5钱2分，也就是说这一年进藏茶叶不足200担。
        清代末期，虽然云南茶叶产量有较大增加，但从茶厘（茶叶税收的一种）分析，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云南全省每年收茶厘银约28000~30000两，其中，普洱细茶每担收银1两2钱，粗茶每担收银一两，宝洪茶每百斤收银4钱。因为宝洪茶产量较小，可推断，19世纪末叶，云南全省茶叶销量约为3万担。这3万担有内销，有出口，留给藏销的，远小于这个数字，可能仍是3000担。清朝灭亡，茶引制废除，加上取道缅印新茶路的开拓，滇茶进藏有较大增加。据李拂一先生统计，1928年，滇茶进藏8500担；1929年，滇茶进藏9000担；1930年，滇茶进藏7600担；且每年经由缅印进藏的茶保持在4000担以上，呈递增趋势；而由阿墩子（今德钦）进藏的茶，1928年为4000担，1929年为4000担，1930年为3600担，其中，有1600担是康区（当时称古宗）藏商自己组织马队进入茶区采购茶叶。1931年，中甸、维西马帮又首次进入勐海，受到热烈欢迎，当地茶商“廉价售与，推诚相待”。滇茶销藏的最辉煌时期，是1940年。这一年，滇茶取道印度进藏年达4万余包，合旧制300万斤左右，但这已经不是纯粹的马帮运输，而是马帮、火车、轮船混合式的现代运输了！
        云南茶马古道经由丽江府进入藏区，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具体到什么时间，走什么路，终点是什么地方，这并不明确。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同意****喇嘛的要求在北胜州（今永胜）建立茶叶市场，当时的销售地是“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藏区由于历史的演化，主要分为四大区域：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青海和四川阿坝为“安多”，西藏昌都、四川甘孜和云南中甸为“康区”。因此在“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应该主要是中甸到昌都和走永宁、木里在康区销售。据《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记载：“桑布南距猓猡（凉山彝）四站，所用之茶，猡茶最多，滇茶次之，川茶绝少。”这里的猡茶应该是彝族地区所产的剪刀粗茶（连枝带叶一起剪下，经适当发酵煮饮的一种茶。这种茶是政府为安抚少数民族，政策特殊照顾的茶，不受中央茶马政策控制，称羁縻茶）。滇茶在当地的销量仅次于清朝的羁縻茶剪刀粗茶。考虑到清朝时期，滇茶进藏的量不是很大，可以推测，进入藏区的茶，在康区就销售了一些，能进到前藏或后藏的不会很多，价格也很高。云南中茶公司丽江办主任丽江达记老板李达三在1942年写给云南中茶公司的报告中也提到，下关所揉制的紧茶，基本销售于去西藏腹地的路上，尤以阿墩子（今德钦县城）以上销量最广。至于工布江达以上，居民多饮川茶，能进入西藏内地的，只有思普之“原山茶”。
       缅甸铁路修好后，很多茶商开始取道缅甸、印度进入西藏。民国初年，旅居印度的纳西族商人杨守其首先开拓了利用传统的滇缅商道运茶，由勐库或思普将茶叶运至腾越（今腾冲），再出关进入缅甸曼德勒或腊戍装火车运至仰光，再走水路进入加尔各答，装火车运进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大吉岭区，再由藏族马帮运进拉萨。后由于此路过于绕远，茶商们又找到了由孟连进入缅甸的运茶路线。这条线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完全由从西双版纳的打洛进缅甸景栋装火车的道路所取代。从腾越出境的路线则靠顺宁茶和勐库茶维持。
       从缅甸、印度转西藏的茶路较阿墩子进藏有两大优点：一是印度、缅甸对取道进藏的蛮庄茶叶免收关税，二是时间较短，大约40天左右就可到达拉萨。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起，无论滇商、藏商，都纷纷取道印缅运茶，到30年代末，除康区销售和少量由阿墩子（今德钦）进藏的茶品外，大多数藏销紧茶均取道印缅进入后藏。大量进藏的滇茶改变了后藏和拉萨的市场状况，滇茶从过去卫藏的稀有产品，一变而成为占有进藏茶叶市场的20%~30%，成了藏区不可或缺的饮品。